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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前的习近平
来源于:新华网时间:2017-11-11 08: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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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在十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之前,习近平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河北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解放日报》此前曾先后发表系列文章,报道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的探索和实践,本文节选了其中的一些故事和细节。“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1982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县委大院,从车上跳下一位高大魁梧的小伙儿,身着褪色军服,背着简单行囊,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

“近平同志来正定工作,没有迎送之仪。当时县委安排了一间平房作为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回忆当年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橱、一把椅子、几个方凳,两个条凳支一块木板就是床,床上铺一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究竟有多少补丁,谁也没有肯定答案。”

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干事说,他爱人曾帮近平同志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习近平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

“当时我们吃饭就在食堂外的大树下,大家买了饭围坐在一起吃,没有凳子就圪蹴着吃。‘圪蹴’是方言,就是蹲着。”时任正定县长的程宝怀回忆说,近平同志来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还总结这样吃饭的几个好处:一是边吃边聊,跟开座谈会差不多,二是可以互相监督,三是可以不搞特殊。当时县委大院只有一个食堂,按点开饭,排队购买,过时不候,无论当县委副书记还是担任县委书记,习近平从不开小灶,有时开会晚了,就来两个凉馒头,加一块卤豆腐。

上级来人也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习近平常说的“正定宴”。客人要是喝酒,那就上正定的醉八仙、常山香。他说,这样既能让客人了解正定的饮食风俗,又能把正定的饮食文化、酒文化宣传出去。

习近平在行上也总是轻车简从。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正定县退休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在1983年春天,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公社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说,‘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当时县里最好的车是两辆212吉普,如果不是特别急的事,近平同志都坚持骑自行车,他自己说这样既省汽油,又能联系群众。”何玉告诉记者。后来习近平自己回忆说:“那时经常骑自行车下乡,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骑不动了,得扛着自行车走。”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老同志却“网开一面”,格外照顾。他还把一辆212吉普车配给了老干部使用。老干部没有活动场所,他就把县委和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改成老干部娱乐室。为照顾好老干部的身体,正定采取了老干部看病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老干部医药费及时报销等一系列措施。

根据习近平提议,1982年,正定对全县知识分子进行三次大普查,对各行各业技术人才进行登记造册,对2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专业、特长、工作经历进行分类、汇总,建立了正定有史以来的第一本“人才账”。同年11月,正定下发了《关于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规定》,给各类人才安心工作、献计出力吃了定心丸。

正定流传最广的还是习近平“扯开嗓门喊人才”的故事。武宝信是石家庄机床附件厂的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出“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等医用化妆品,已畅销全国。然而,厂领导对他有不同看法。武宝信了解到正定县重视人才,便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习近平知道后,立即决定把他吸引到正定。那是1983年初,在忙完一天工作后,他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石家庄市桥东谈固小区。一个小区几十栋楼,他们找了一栋又一栋,问了一家又一家,但没有人知道武宝信住在哪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习近平同志竟扯开嗓门在小区楼下大声喊了起来,“武宝信!武宝信!……”宏厚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回荡。武宝信在家里听到后赶紧跑了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武宝信当场答应了习近平的邀请,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利润。

正定农民作家贾大山,曾创作小说《取经》,上世纪80年代颇有名气。习近平曾这样回忆与贾大山刚见面的情形,“贾大山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

贾大山个性很强,而又“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到正定工作后,习近平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他。两人初次见面,却有说不完的话题。贾大山成为习近平“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习近平后来回忆道:“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成天忙于开会,这是不应该的”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办公楼的卫生原来由年轻人做,习近平来了后,很自然地参与进来。在他带动下,地委的干部们也都渐渐早来上班,一块打扫卫生。习近平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地与大伙聊工作聊生活。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回忆说,习近平不仅扫院子,还一级级清扫通往后山的石阶。打扫完卫生,他就去一楼走廊尽头打开水,拎上自己在三楼楼梯左转第一间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一进门是会客室,墙角简易的木架上放着淡黄色搪瓷脸盆,一圈小沙发,一副简单的茶盘,一个热水瓶和两个写着“宁德地委”的白瓷杯,这就是当年习近平接待客人的全部家当。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

习近平母亲齐心和妻子彭丽媛来宁德看他时,他不要公家接待,就在宿舍简单搭个炉灶,一家人自己做饭吃。大家还看到彭丽媛挎着菜篮子去行署前面的菜市场买菜,生活跟普通干部家庭一模一样。

李金煊回忆说:“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1994年11月16日,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长全权代表康妮·培根(左)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中)在签署友好城市协议书仪式上。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时任地委副书记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

根据一份当年宁德地委清房办的材料记载:至1988年底,干部建私房人数之多,占地面积之大,建房标准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与闽东经济贫困很不相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成为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成为削弱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一次会议上,针对有干部提出清房问题牵涉面太大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他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

1990年,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自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事项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项目。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不要跟老百姓算这个小账”

2002年10月,在将知天命之年,习近平来到浙江工作。

面对新的岗位变动,习近平有何感想?当年的电视镜头留下了珍贵记录。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呢,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习近平形容主政浙江时,常有一种在浪尖上颠簸的感觉,如临如履,不敢懈怠。

翻开当年的工作记录,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说,习书记到浙江后,紧接着参加党的十六大;岁末年初,作为代省长,要为省“两会”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为了迅速掌握省情,直接接触社情民意,在上任伊始短短的118天里,他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很多时候,都是扒几口饭,就连夜赶往新的考察点。张曦回忆:“那时候,我有个任务,就是根据习书记交代,起草他每星期的工作安排表,上报的方案上行程满满的,习书记审定时,总是只做‘加法’,以致许多工作经常只能调整到晚上。”

时任松阳县委书记林健东回忆:2007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在龙泉市召开加快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座谈会。会上,丽水有干部提出,给低保户的补助能否给足,给全额。原来,按照当时政策,低保户申请补贴要扣除自家从事生产所得部分收入,比如种菜、砍柴等。当时,会上有人对此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一直在静静倾听的习近平当场表态:“不要跟老百姓算这个小账,我看补助力度还可以大一点!”“我们重视贫困问题,给贫困人口政策支持和补助力度,谁如果不支持,我看就让谁来当这个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在扶持政策、工作力度等方面大力支持帮扶困难群众的工作。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写道:“有的县里每年从省里拿到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几千万元,却拿不出几十万元的低保金。如果对群众有感情的话,这些钱是拿得出来的,也是应该拿出来的。”

习近平视农民工为“城市之友”。早在2003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就强调要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维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每到一处建设工地都会深入了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状况。2004年的盛夏,习近平顶烈日、冒酷暑,来到热浪滚滚、热火朝天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工地,与站在脚手架上扎钢筋的民工握手,操心他们“高温下的防暑降温待遇”。时任西湖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陆秀乔回忆,当时习书记专门去看了民工食堂、民工宿舍,他关心食堂饭菜的品种、价格,关心民工睡眠时间够不够……临走前,习近平再三叮嘱:“要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努力为他们解决工作保障、家庭居所、子女就学、个人婚恋等实际问题。”

在武义县后陈村,坐落在村口的老村委大楼清新静谧。正门口的一张合影记录下这个小村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天。2005年6月17日,风和日丽。村民们听说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纷纷放下手头的农活,赶到村委会门口迎候。一下车,习近平就走到村务公开栏前认真地查看。当看到村里小到一瓶墨水、一把扫帚的支出都“晒”在墙上,接受村民监督,他马上给予了肯定。

后陈村是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另类典型。它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但随着当地大开发、大建设的推进,村集体收入逐年猛增,村务却因村级财务管理不善陷入混乱,干群关系紧张,先后两任村书记因经济问题“落马”。后来,上级党委对症下药,强化村级治理,赢得民心。

在当时的浙江,后陈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问题所在,权力腐败、分配不公的背后实则是人民民主权利没有得到根本保障,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缺乏有效途径。时任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回忆说,当听到后陈村创建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务、约束公权力后,习书记随即来到后陈调研。

“没有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和村干部座谈时,习近平指出,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是正确的。后陈村首任村监会主任张舍南回忆,调研结束,一行人走到村委会门口时,习书记主动邀请村干部一起合影,“习书记这是在给我们这项创举鼓劲打气!”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会转

2007年3月30日下午,习近平和上海市领导班子成员一起,来到兴业路76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这是他3月24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第一次公开活动。

7个月后,习近平告别上海,前往中央工作。临行前,他特意到市委各部门告别。在市委组织部,他走进每一个处室,和大家一一握手。走到大门口,他一只脚已经踩上了车的踏板,又回转身,对组织部的干部们说:“上海的党建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

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后,习近平主持起草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加强自身建设意见,后来还起草了新一届市委工作规则。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周蔚中说,一般来讲,市委换届后,都要制订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市委工作规则,但当时习书记特别提出要制订加强自身建设意见,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对于这些规则、意见的制订,习近平高度重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在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方面,他专门提出,市委常委会除了听取审议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工作汇报外,还要每年听取审议法院党组、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当时市委办公厅同志问他,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中已经提到要听取审议政法委工作汇报,是否还需要听取审议“两院”工作汇报?习近平明确地说:“这不是一回事,都要听取审议。”

在短短几个月里,习近平走遍了全市19个区县。习近平有一个习惯,每天的报纸杂志、办公厅报送的材料和简报,晚上再晚也一定看完再睡觉。有时候前一天晚上看得很晚,但第二天预定一早出发调研,他就会带两个馒头在车上吃。工作人员说,你先吃了早饭,推迟点出发吧。他总是说不用,早点出发可以多看点地方。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出去调研路程远,有时候午饭也带在车上吃。

2002年,浙江省代省长习近平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组会上发言。

有一次,他跟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说起,当年他到陕西插队,到了之后给父亲习仲勋写了封信,说了自己在那里放羊的情况。父亲在回信上,用红笔帮他改正了错别字,这事给他震动很大,后来每天放羊他都随身带一本《新华字典》学习。王战后来跟研究室的同志讲,这是书记在给我们提要求,让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

身边工作人员都还记得,习近平每天阅读量很大,而且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会转给他们。有一次,习近平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识人的“七道”,就批给市委研究室,说可以在起草党风廉政文稿时引用。

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有一次令人难忘的“苏浙之行”。

2007年7月22日至26日,习近平率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江苏两省学习考察。对考察路线,习近平亲自谋划确定,精心安排,为的是让上海党政干部有更深刻的亲身感受。

一些干部回忆,那次上海代表团苏浙考察之行,有些细节很值得回味。比如,义乌这一站原计划中没有,是后来加进去的。在结束杭州考察后的那天,代表团驱车135公里到达义乌,参观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实地走访后,很多干部方才明白了习近平的用心。义乌曾经是浙江中部交通最不方便、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可是他们“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发展模式,竟然大获成功,确实令人称奇。

跑完两省,从江苏回到上海,代表团没有解散,所有人直接回到市委接着开会。学人之长,创己之新,习近平用这样的方法催人奋进。

“上海有责任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立足国家战略,站在全局高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时任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记、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林湘,难忘10年前的一场会议——那是2007年6月21日,习近平与兄弟省区市驻沪办负责人一起座谈。

本来,每年和外省区市驻沪办的负责人定期沟通、座谈,这样的会议是惯例,一般由市政府合作交流办来牵头组织。

但是那一回,习近平提出要亲自主持、听取意见,足见他高度重视和尊重各省区市驻沪机构。会议的规格因此明显提升了。而且,那天的活动,从下午座谈一直到晚上,各省区市驻沪办主任踊跃发言,时间很长,习近平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并在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从这一年开始,新的工作机制产生了,每年由市委主要领导直接听取兄弟省区市驻沪办的意见,协调相关工作;不仅如此,每年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在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作为一个程序,听取各省区市驻沪办事处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200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习近平前往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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