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位置: 首页>新闻
武则天,在宫门与佛门之间
来源于:新华网时间:2017-11-14 00:00:00
0 

武则天(624年—705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不仅自己尊奉佛教,礼敬高僧,还以帝王的影响力建寺造像、支持译经,推动了唐代佛教的发展。

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先后嫁给两个皇帝——唐太宗和他的儿子唐高宗;她生了两个皇帝——唐中宗和唐睿宗兄弟;而她本人,也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成功“逆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史籍记载,武则天是一位佛门居士。然而对她来说,佛教是心灵的依怙,还是政治工具?她是一个笃诚的佛教信仰者,还是一个信仰的投机者?她是借权力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还是借信仰走向权力的顶峰?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有一个事实都难以回避:在唐代,佛教的深入人心、繁荣发展,与武则天的支持、推动密不可分。正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真正合流,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格刚烈的武才人

武氏一门与李唐王朝渊源颇深。隋大业年间,任职太原的李渊(后来建立唐朝的唐高祖)即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音同约)相熟。李渊起兵反隋后,武家曾资助了大量钱粮财物。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士彟作为“元从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

武士彟的妻子去世后,李渊把前隋朝宰相杨达之女介绍给他,生下武则天姐妹。贞观九年(635年),武士彟去世,同父异母的兄长们对待继母杨氏日益放肆无礼。无奈之下,杨氏只得带着武则天等人,从荆州(今湖北江陵)迁居长安(今陕西西安)。

14岁时,武则天因貌美知礼,被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中,封为“才人”,相当于皇帝的近身伺女。有关武则天此时的宫中生活,《新唐书》中仅记录了她晚年的一则回忆。

当时,西域属国进贡了一匹骏马,野性难驯。武则天说:“我能制服它!”李世民听了颇为好奇,问:“你怎么制服它?”武则天说:“要制服它需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再用铁棍敲它的脑袋;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李世民听后,定睛看了看眼前的女人,随之陷入沉默。

性格刚烈的武则天,并未能得到李世民过多的宠爱。入宫12年,从少女成长为妇人,她的身份一直是“才人”。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与其他没有子女的嫔妃一起,被遣往感业寺,出家为尼。一年后,李治为追祭太宗,入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相遇。

当年,李治在病榻前服侍重病的太宗时,已与武则天两情相悦。此刻两人重逢,互诉离别之苦。不久,武则天再度入宫,一年后生下长子李弘,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立武则天为皇后。

以佛经故事铺就称帝之路

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武则天自述其“幼崇释教,夙慕皈依”“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她的母亲杨氏,为隋朝王室之后;隋王室例有信佛的传统,杨氏也不例外,一生念佛清修。武则天自幼受母亲影响,笃信佛教。

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诵经礼佛,律己修福。木鱼清磬的日课,不仅消解了她内心的寂寥,更让她找到了心灵的依怙,从此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据记载,显庆元年(656年),武则天在生第三个儿子时遭遇难产。她赶忙召见玄奘大师,求佛哀佑,予以加持。玄奘告诉她生产会很顺利,并且即将出生的是个男孩。果然,祈福法事之后,母子平安。武则天请玄奘为新生儿赐法号“佛光王”,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患风疾,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上元元年(674年),朝廷下诏尊唐高宗李治为“天皇”,皇后武则天为“天后”,形成了“二圣临朝”的事实。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中宗李显继位,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黜。一年后,睿宗李旦继位,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圣衷独断”,谋划着自己的称帝之路。

儒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观念,自古深入人心,武则天要称帝,必须找到可依凭的理论依据。有一次,在阅读《大云经》时,她读到南印度的净光天女,以女身为王,深受人民爱戴,国家繁荣昌盛。于是,她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命僧人为大众讲解《大云经》。

净光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同样,作为一个热忱的佛教徒,武则天也可以继承丈夫的皇位。武则天用佛经故事,建立了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则天大圣皇帝”,定都洛阳。称帝后,她本着菩萨利益世间的原则,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举办科举,拔擢贤才;整顿吏治,严惩贪吏;广开言路,注意纳谏;鼓励农耕,发展农业。

武则天有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她称帝后不久,地方上有人起兵反对。诗人骆宾王写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武则天看后,非但不怒,反而感慨地说:“如此之才,不为我用,宰相之过也。”

崇佛、重法、尊僧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文化一直存在着理念上的冲突。僧人只接受佛陀的教规,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可以不礼拜君王与父母,这显然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所以,唐初高祖、太宗两朝,一直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

作为前朝的国戚、重臣,李渊对杨坚、杨广父子崇佛而国祚未久,始终心有疑惑。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佛道诏》,“长安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尽管佛、道都在清理之列,但对佛教的打压明显更为严重。以长安为例,道观减少至1/5,而佛寺数量却仅剩原来的1/40。

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在各地兴建悯忠寺,超度牺牲将士,一方面又令官员“检校佛法,清肃非滥”,致使僧尼数量大幅减少;一方面支持玄奘翻译佛经,一方面又规定在宗教活动中,道士位列僧人之前。直到高宗时期,僧道名位的高下,也一直未有更改。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晋升为“天后”,代替高宗处理朝政。她以高宗的名义下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佛教终于取得了与道教平起平坐的机会。天授二年(691年),称帝后的武则天再次下诏,“自今之后,如有法事聚集,僧道应齐行并集,定为永式,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自此,佛教开始位列道教之前,“崇道抑佛”的政策终于扭转。

武则天认为,世人受持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可辅助治国;佛法兴则人心安,人心安则国运昌。执政期间,她崇佛、重法、尊僧,以帝王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

崇佛,以凿造大佛为典型。为开凿龙门石窟卢舍那佛,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完工后还亲自主持开光仪式。敦煌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第九十六号石窟中高33米的弥勒佛像,也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

重法,以资助译经为代表。武则天时代,译经事业空前繁荣。她多次亲临译场,还写下了后世熟知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首赞颂佛法的偈子,至今传诵不绝。

在尊僧方面,武则天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天册元年(695年),取经僧义净大师从天竺带回近400部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300粒,她亲自到洛阳东门外跪迎;她礼请法藏大师讲解《华严经》,“华严宗”在她的支持下,成为影响广泛的宗派;她下诏迎请禅宗北宗神秀禅师入宫,顶礼跪拜,朝夕问道,尊为“国师”,还赐予禅宗南宗慧能禅师磨纳袈裟、水晶钵等物。

无字碑:曲终人不见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信佛、礼佛、造像、讲经的潮流,深入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作为佛教徒的武则天,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各地设立悲田养病坊,帮助贫病之人。她鼓励寺院开办庙会,开设戏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佛经故事,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佛教教义。这些举措,推动了佛教文化走出寺院,走向世俗生活。

晚年,武则天还命人编纂了《三教珠英》一书。该书荟萃了儒、释、教三家经典的精华,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融会三教的文献汇编。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中国文化真正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交融的全新局面。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武则天退位。同年11月26日,武则天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唐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柩返回长安,将她与唐高宗一起安葬于乾陵,并评价她“英才远略,鸿业大勋,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然而,有关武则天的传奇,并没有随着她的离去而消失。武则天留下的最后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在她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前,立起了一方硕大的无字碑。

这方无字碑,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也体现出武则天对佛法的透彻领悟。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关注我喜悦
用微信扫一扫分享
0